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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写作

发布时间:2017-12-07文章来源: 浏览次数:

我的大学写作
    1986年的漳州师院,校门还很窄,是老式的对称两个石门柱辅之于拉关铁门的那种,大约可开进两辆小轿车的宽度。我走进这个铁门时随身携带着从小学就开始的文学梦,我的文学梦如此之早就已成型并且如此坚定一以贯之,使今日的我都很惊诧。我迄今的人生已证明,除了文学,我一无所长,无论处理日常生活还是人际交往,我都笨拙而愚蠢。但我也并非天才,1986年当我走进漳州师院时,我对文学的爱好还停留在小说琼瑶、诗歌席慕蓉的阶段。

    那时我经常出入学校图书馆,图书馆就在大门进去五百余米的右侧,面积不大,前厅为开架阅读书刊,后厅则为闭架书库。我一般会囫囵翻阅开架文学期刊,它们被固定在长方形阅读书桌上,你只能规规矩矩在它们面前坐下,对着上面的文字默读。我那时还没决定最后的写作体裁,也就什么体裁都读,但最让我心动的应该是《飞天》杂志的“大学生诗苑”栏目。那时的高考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时的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我作为热爱文学的骄子一员,每个月被这些幸运的大学生诗人刺激着,越发觉得手痒心痒,如果记忆无误,我应该也曾鼓足勇气投稿过,端端正正把诗抄写在方格纸上,小小心心贴上8分邮票,仔仔细细糊好信封,惴惴不安往校门口邮筒一扔,然后便暗暗祈祷着有一天在《飞天》上读到署名“黄江嫔”的诗作。

 
    我的期待自然一再落空,这不能怪《飞天》杂志的编辑,只能怪我当时写得太臭,一个受席慕蓉影响买了席氏《七里香》《无怨的青春》当诗歌范本的人,所写的诗自然是青春的无病呻吟。这也不能怪席慕蓉,席式诗歌有它成熟的风格,我手笨没学到。我记得我写了几十首,班里擅长刻蜡板并且写得一手好字的杨亚伟同学把这些诗辛苦刻印,装订成一本白色封面干干净净的小诗集,分发给了诸位爱好文学的同学。去年回乡,杨亚伟同学说,准备把这本诗集公告出来,让大家看看,今日的安琪当年诗歌写得多垃圾。

    垃圾是垃圾,可在当年我们漳州师院86中文4,我的写作水平已经算比较高的了。我是班里的班刊《星贝》的编委,还是学校文学社社刊《九龙江》的编委。记得刚开学那会儿,学校各个社团纷纷张贴海报吸收新成员,我逐一看过去选中了“苔花诗社”,报名那天社长陈小玲要求提交一首诗,我回答“好,我马上写”,这句话被同去报名的另一个诗歌爱好者笑了好久,每次见面都拿这个故事酸我。1986年的漳州师院,刚刚专升本,学生都来自漳州市九县一区,水平委实比较一般。又因为没有多余的床位,我们这些市区学生被要求走读,整个大学生活于我而言就像读高四、高五,一点也没有大学生的味道。那时没网络,无论班级还是诗社还是学校文学社,跟外界似乎都没有联系,多年以后我才知道1986年诗歌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两报大展一事。我相信不止漳州师院,应该是大部分高校的诗歌爱好者都没有收到徐敬亚先生的“英雄贴”,也就没有进入第三代——第三代对同一时期众多优秀诗人的遮蔽一开始就已注定。我当时并不是优秀诗人,不存在被遮蔽的感叹,但我没有,不等于别人就没有。

    1980年代我因为在偏远的漳州师院读书,周围也没有优秀诗人带动,我的写作基本尚未开窍。稍可一提的是,1987年我在漳州市文联刊物《芝山》发表了一篇散文,题为《家乡的小木船》,稿费8元。整个大学时期唯一与后来的安琪有点关系的是我大量购买了西方哲学、文学书籍,在阅读上加入了疯狂崇洋的热潮,这为我1990年代的先锋诗写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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